[ 本文刊于《中华儿女》杂志2026年第1期 ] 

从最初深耕维吾尔药的冷门探索，到如今牵头构建哈萨克药标准化体系；从用现代技术解码传统医药智慧，到让科研成果落地田间惠及百姓，杨伟俊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，将个人理想与边疆发展紧紧绑定，以极致的坚守与创新，让沉睡千年的民族医药瑰宝，在现代科学的土壤里焕发新生。

杨伟俊（右）和同事在塔克拉玛干采集标本

如今的杨伟俊，是新疆首位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，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培养人选，新疆天山英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同时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院长，二级研究员，新疆医科大学、石河子大学博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他身兼药物研发、标准制定、人才培育多重使命，日复一日的坚守、年复一年的深耕中，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。

探寻西域药香，在冷门中发现热爱方向

溯源杨伟俊的精神内核，要回到甘肃那片黄土坡。

1973年，杨伟俊出生于甘肃农村。那个年代物质匮乏，但在他的记忆里，精神的世界并不贫瘠。家里堂屋正中央，挂着一副红底黑字对联：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。那是父亲请村里老秀才写的，笔墨遒劲，力透纸背。

“每次吃饭、路过，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落在上面。”杨伟俊回忆到。知识的滋养来自姨夫家的一柜子书。在当时温饱都成问题的农村，姨夫家却有几百本书，那是他童年的宝藏。《岳飞传》里的精忠报国、唐诗宋词中的家国情怀，在煤油灯下一页页翻过。他当时未必全懂，但“坚守”与“气节”的模糊概念，悄然融进了他的精神底色。

杨伟俊的父亲是村里大队长兼支部文书员，话不多，但有一套朴素的哲学：“能帮人处且帮人。”杨伟俊记得，小时候村里谁家有难事，父亲总是第一个上前去帮忙。这种近乎本能的担当与责任感，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。

1993年，杨伟俊考入石河子大学医学院，成了村里飞出的“金凤凰”。1997年大学毕业后，他进入新疆伊宁市农四师医院制剂室工作。他发现临床上能够调剂的制剂很少，于是潜心研究《医院制剂手册》里的经典处方，查阅文献，研发新制剂。但当时已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撑他深入研究，杨伟俊于是决心考研。

2000年，杨伟俊考上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，系统学习民族药学知识。研究生期间，导师孙殿甲教授的言传身教，为杨伟俊奠定了严谨务实的科研底色。“孙老师是新疆药学界的泰斗，治学严谨到了极致，对我们的实验数据要求苛刻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杨伟俊记得，导师常说“科研来不得半点虚的，每一个数据都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”，这句话也一直陪伴他的科研道路。

2003年，杨伟俊硕士研究生毕业，进入新疆药物研究所工作，从此与民族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刚接触维吾尔药（简称“维药”）研究时，这个领域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“处女地”。杨伟俊却在这份“冷门”里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与方向。他说，每次翻阅流传下来的民族医药典籍，看到那些记载着治病救人经验的文字，都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为了尽快熟悉业务，杨伟俊一头扎进典籍整理和野外调查中。他走村串户拜访民间老药工，把每一种药材的形态、习性、功效都记在笔记本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本。 

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，杨伟俊越来越意识到，想要推动民族医药的发展，光靠热情和经验远远不够，必须要有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前沿的科研技术。繁忙的科研之余，他广泛涉猎。2003年，一条偶然的考古新闻，成为杨伟俊科研生涯的重要转折点，“我从小就喜欢考古，听说吐鲁番洋海墓地正在发掘，就特意跑去看。虽然没能进入发掘现场，但后来公开报道中提到的‘刺山柑’，一下抓住了我的注意力。”

杨伟俊立刻查阅大量文献，一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：这种原产于地中海的植物，早在公元前800年就已出现在新疆，阿维森纳所著《医典》中对其药用价值有明确记载，而新疆民间更是沿用千年，用它治疗风湿骨痛。“民间用了几千年，古籍有记载，考古有实证，这背后一定藏着科学密码。”好奇心与使命感交织，让他下定决心：“我要解开这株植物的奥秘，让它成为能真正治病救人的新药。”这一守，便是二十多年。

起步维艰，彼时，维药的现代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荒芜。研究体系不完善，技术方法不系统，科研项目寥寥无几，身边的同事大多不看好，不少人陆续转行离开。

2008年，他接手新疆药物研究所民族研究室，面对“没人、没项目、没设备”的三无局面，没有退缩。“一次次跑科技厅，一遍遍汇报项目构想，在顾政一所长的鼎力支持下，终于拿下‘新疆药用植物资源库建设’项目，这才算是有了起步的基础。”

但是，很多药用植物的资源信息都是空白，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。“没有标本库，就像打仗没有弹药，根本没办法开展深入研究。”杨伟俊当即决定牵头建设新疆首个规模化的维吾尔药材标本库。

建设标本库的第一步，就是野外采集药用植物标本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域辽阔，地形复杂，戈壁、沙漠、雪山、草原遍布，很多药用植物生长在荒漠戈壁或高海拔山区，采集难度极大。但杨伟俊没有退缩，他带领团队，开着一辆状况不佳的国产柴油小汽车，踏上了翻山越岭采集标本的征程。

那些年，他们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、昆仑深处，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刺山柑；在阿尔泰山深处采集新塔花；在帕米尔高原记录药用植物的生长习性……每一次出行，都充满了未知与危险。在昭苏采集雪白睡莲时，他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暴雨，看似坚实的草地瞬间变成了泥泞的沼泽，车辆不小心陷了进去，怎么也爬不出来。“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手机也没有信号。”杨伟俊回忆道，他们只能下车，挽起裤腿，在齐膝深的泥水里推车，推了整整三个小时，才把车从沼泽里弄出来。浑身沾满泥水的几个人没有抱怨，只有欣喜——他们采到了珍贵的雪白睡莲标本。这种原本依赖进口的药材，因为他们的努力，得以在新疆实现本地化抚育，为后续的研究和产业化奠定了基础。

为了寻找植物志里记载的一种叫“沼生忍冬”的药用植物，他们在边境地区辗转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每天徒步十几公里，饿了就啃干粮，渴了就喝山泉，最终在一处沼泽边找到了这种植物。

为了核实一种哈萨克族民间用药的功效，他们多次拜访游牧的哈萨克族牧民，“牧民们都很淳朴，每次去拜访，都会给我们倒奶茶、烤馕，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。他们在游牧生活中积累的用药知识，是民族医药研究最宝贵的源头活水。”杨伟俊说，每次和牧民交流，都能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挖掘民族医药宝藏的决心。

八年时间，杨伟俊和团队累计行程超过10万公里，标本库馆藏药用植物标本达2.8万份，涵盖维吾尔药、哈萨克药等多个民族医药品种，建成了当时新疆最全、贮量国内居首的民族药材标本库。每一份标本背后，都藏着一段艰辛的野外调查故事。这个标本库，不仅填补了新疆民族药材资源库的空白，更成为了后续民族医药研究的重要基础，为无数科研项目提供了支撑。

2010年，杨伟俊以“西部之光”访问学者的身份，赴中国医学科学院进修药用植物分子鉴定技术，接触到了国内最顶尖的科研理念和技术方法；2013年，他顺利拿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理学博士学位，成为新疆民族医药领域为数不多的博士。

博士研究生毕业那年，内地多个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纷纷抛出橄榄枝——宽敞明亮的实验室、充足的科研经费、丰厚的薪资待遇，还有更好的发展平台。面对诱惑，杨伟俊坦陈确实动摇过。但夜深人静时，新疆的戈壁绿洲、田间地头，还有那些一起奋斗的同事、淳朴的各族群众，总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“在新疆待了十几年，早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。这里的工作需要人来做，我要是走了，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？”他说，新疆的民族医药就像一张白纸，虽然起步晚，但有潜力。杨伟俊毅然拒绝了内地的邀请，回到了新疆药物研究所。

在标本库建设过程中，他发现，民族医药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难题——同名异物、同物异名、代用误用、以假乱真、以次充好现象严重，不仅制约了民族医药的产业化发展，更影响了药物的疗效，甚至有临床安全隐患。杨伟俊说，想要推动民族医药走向规范化、现代化，必须先解决药材的真伪鉴定问题。

当时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还没有成熟的民族药材鉴定技术体系，杨伟俊只能从国内外文献中寻找方法，结合自己在进修时学到的分子鉴定技术，提出了用DNA生物条形码技术鉴定民族药材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在当时十分新颖，也面临着很多质疑——民族药材成分复杂，DNA提取难度大，而且没有现成的数据库可以参考，想要成功绝非易事。

杨伟俊没有被困难吓倒，他带领团队，一头扎进了实验室。每天，他们从早到晚，反复尝试DNA提取方法。经过不懈努力，杨伟俊和团队终于搭建起新疆民族药DNA生物条形码鉴定技术平台，建立了完善的民族药真伪鉴定体系。通过这个平台，只需要少量的药材样本，就能快速准确地鉴定出药材的真伪，破解了民族医药的“身份密码”。

“就像给每一种药材办了一张‘身份证’，不管是在生产、流通还是使用环节，都能快速识别药材的真假，从源头上保障了药物的质量和安全。”杨伟俊说，平台的建成，不仅解决了民族医药领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，还为后续的标准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

与此同时，杨伟俊还在国际上率先提出“维医奶渍共性技术”概念。维医奶渍炮制工艺是维吾尔医药传承千年的特色工艺，很多维药经过牛奶炮制后发挥增效减毒作用，但一直以来，这种工艺都是依靠老药工的经验传承，没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。杨伟俊带领团队，深入研究奶渍炮制工艺的原理，用现代科学方法解析奶渍炮制对药物成分、药效和毒性的影响，最终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维医奶渍炮制技术，为维药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。“传统工艺不能只靠经验传承，必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解读和规范，这样才能让传统工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，让民族医药真正走向现代化。”

驻村扶贫：放下科研，扛起乡村振兴的责任

2018年，全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，需要选派优秀干部到南疆深度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。杨伟俊主动请缨，提出要去南疆驻村。

杨伟俊（右排右二）在村里的百亩高蒜氨酸含量种植示范地

这个决定，再次让身边的人感到意外。当时，杨伟俊正在推进多个重要科研项目的关键时期，而且他的父亲身体不好，孩子也面临高考，家里需要他照顾。“村里条件确实艰苦，但我是农村长大的，对农村有感情。作为一名党培养的知识分子，我有责任利用专业知识为脱贫攻坚出一份力。”杨伟俊说。

2018年1月，杨伟俊告别家人，到南疆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一个深度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。刚到村里，他就感受到了脱贫攻坚的压力。村里有1000多人，大部分村民都是贫困户，住房简陋、饮水困难、教育落后、就业渠道狭窄，很多村民还存在“等靠要”的思想。为了尽快了解村里的情况，他每天跟着村干部走村入户，和村民拉家常、聊心事，了解村民的需求和困难，制定帮扶计划，常常忙到深夜。

驻村期间，杨伟俊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专业特长，他想通过发展特色产业，帮助村民实现稳定脱贫。经过调研，他发现村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大蒜，尤其是药用大蒜附加值高。于是，他联系了新疆的药企，引进了高蒜氨酸含量的优质大蒜品种，准备在村里推广种植。刚开始，村民们不认可，村干部也打退堂鼓，担心种出来卖不出去，不愿意参与。“大家都穷怕了，不敢担风险，一怕种植技术不到位而失败，二怕辛苦种出来的大蒜没人要，赔了本钱。”杨伟俊理解村民的顾虑，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，他和妻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，自掏腰包，购买了种子和肥料，在村里试种大蒜。

从播种、浇水、施肥到病虫害防治、抽薹，杨伟俊都亲力亲为，每天泡在蒜地里，精心照料大蒜。村民们看到他这么用心，慢慢开始相信他，有几户村民主动提出要跟着他一起种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试种的大蒜获得了丰收，产量和品质都远超普通大蒜，药企按照约定的价格全部收购，每亩地的纯收入达到了5000多元。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村民们都动了心，第二年，有40多户村民参与了大蒜种植，种植面积达到200亩，人均增收2000多元。

驻村三年，杨伟俊给山村留下了产业，建起了全乡第一个塑胶篮球场，村里组建了农民篮球队，定期打联赛，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。但是，这些成就的背后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：父亲去世，他没赶上最后一面；孩子高考，他没能陪伴左右。

“这些遗憾，这辈子都补不回来了。”他声音低沉。但2021年7月，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，杨伟俊和村干部、村民们一起收看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直播。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那一刻，他再也忍不住，眼泪掉了下来。“只有亲身经历过脱贫攻坚的人，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份胜利的来之不易。这三年来，所有的辛苦、委屈、遗憾，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了。”那一刻觉得，所有的付出，值了。

这段经历，让他对“科研”有了更深的理解：“论文不光写在期刊上，更要写在大地上。科研的最终目的，是服务社会，惠及百姓。”

匠心育人才，让民族医药薪火相传

驻村回来后，杨伟俊的重心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。他始终认为，科研的最终目的，是要服务于社会，惠及百姓。这些年来，他带领团队，聚焦新疆的多发病、地方病，研发出了29种治疗药物，涵盖风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神经系统疾病等多个领域，其中2项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，相关药物上市后，累计产值超过30亿元，不仅推动了新疆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，还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。

杨伟俊（左二）村头教孩子们读书识字

这些年来，杨伟俊始终坚持产学研融合，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。他搭建了院士协同创新中心，与多家药企、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，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，让民族医药真正走向市场，惠及百姓。“科研成果不能只停留在论文里、实验室里，只有转化为产品，才能发挥它的价值，才能真正为社会作贡献。”

随着民族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，标准化问题越来越凸显。没有统一的标准，民族医药就难以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。这些年来，杨伟俊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民族医药标准制定上，牵头起草了50项民族药材标准，其中16项成功列入法定标准，为民族医药的生产、检验、流通等环节提供了权威依据。

哈萨克药是新疆另一重要的民族医药，传承了上千年，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和独特的诊疗理论。但长期以来，哈萨克药没有国家标准，也没有国药准字产品，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。

“维药搞了二十年，现在有了体系，有了标准，知名度甚至赶超藏药、蒙药。但哈萨克药，还是一片空白。”他语气凝重，“没有国家标准，没有国药准字产品，连系统的文献都很少。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，几千年的迁徙中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，很多方子对风湿、消化类疾病很有效。这些都是祖先的智慧，不能让它就这么没了。”

这几乎是一次从零开始的“抢救性挖掘”。杨伟俊牵头申报了《哈萨克药集成创新与示范研究》项目，带着团队再次出发，深入伊犁河谷、阿勒泰山麓的牧区。“就像当年搞维药一样，根还是在民间。”但如今条件已比当年好了太多。他们用上了产地适应性分析系统，根据经纬度、海拔、气候等因子，就能精准定位适合药材种植的区域，效率远超当年“靠腿跑、靠眼找”。“哈药研究基础比维药当年还弱，工作量更大，周期更长。但这件事必须做，我们现在多做一点，后人就能少走点弯路。”他说。

在杨伟俊看来，有一件事比做出新药、制定标准更重要：培养人。

“民族医药的发展，不是靠一个人、一代人就能完成的。需要薪火相传。”二十多年来，杨伟俊先后为新疆培养了2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，200余名企业核心科技骨干。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得科技部“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”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“天山创新团队”称号，团队中还走出了国家“青年岐黄学者”1人、自治区青年岐黄学者2人。一批高层次中青年人才，为新疆民族医药领域储备了充足的人才力量。“招学生，我最看重的是态度，是不是真热爱这个领域，有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，心里有没有家国情怀。维药现在像青少年，充满活力；哈药还在蹒跚起步，需要精心哺育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它们都能成为民族医药的名片。我更希望，有更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，接过这根接力棒。”

在科研之外，杨伟俊还有一个秘密“心灵花园”：读书，写诗。

“脱颖锥非今日出，顶梁柱是百年成”是他对人才的渴望；“但向杏坛求灼见，不从草昧辨官蛙”是他严谨精神的写照；“岐黄大业一何阔，不待萧萧白发生”是他对未来事业的期许。这些诗作，是他三十年科研历程的缩影。诗里，有野外采药的艰辛，有新疆山河的壮美，更有对民族药事业的挚爱。

“理科生不能缺了文科素养。”他说，“做了再多实验，有了再多数据，如果不会归纳凝练、讲不清楚，别人就无法理解你的工作。写诗能锻炼思维和表达，也能让内心更丰盈。”

童年乡土的烙印、中堂对联的信念、导师传承的严谨、先贤诗词的浸润，早已融入他的精神血脉，成为他穿越风雨、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。从黄土坡到天山脚，从青葱学子到领军人才，从一人独行到团队浩荡——杨伟俊用三十年多年时间，完成了一次漫长的“扎根”。这扎根，是事业的深耕，更是精神的归宿。他把自己的命运，与一片土地、一项事业、一群人的需要，紧紧相连。

注：本文内容为转载